（图片来源：全景网）
《上瘾五百年》是年首次在美国出版的，汉译本则于年第一次印刷。这个间隔时间其实不算长。国内目前缺少系统的翻译计划，书目往往由译者、编辑选定。除了版权公司的推荐之外，他们在什么时候遇到某本被认为值得翻译的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出版业不景气、发行减少、纸张成为最大成本的今天，如果还能够找到几本可读之书就应该知足了，不便对出版业提出任何要求。于是决定写一写《上瘾五百年》。《上瘾五百年》的作者是戴维·考特莱特，美国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教授。这本书介绍五百年的瘾品史，其中有日常消费品：烟、酒、茶和咖啡；也有非法毒品：鸦片、大麻、古柯，也涉及到化学合成的、毒性更强的毒品。
这本书的书名略显奇怪，因此想起去查一下原英文书名，发现翻译过来大致是《习惯的力量：毒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汉译者或出版方改变书名也有道理，除了让书名对中国读者更有吸引力之外，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原书名不太好翻译——其中的drugs既指毒品，也指药品，这两个意思很难用一个汉语词表达。烟、酒、咖啡一般不被当作毒品，但它们和鸦片有一个共同之处：刺激精神，能够成瘾，只是程度和危害比鸦片低。
在大多数国家，烟、酒、咖啡都是成年人可以方便买到的合法商品；鸦片是非法毒品，受到严厉打击，而且曾给中国人留下一段别样的记忆。
在中国，烟、酒由官方专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烟酒店的分布密度高；咖啡店一般是街边小店，但咖啡的价格同样不低。
这本书把上瘾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只谈论五百年瘾品（以及毒品）史。人类上瘾史当然远不止五百年。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酒，距今已近万年，而享用未经加工的成瘾物质还要早得多，例如巫觋服用的大麻、蘑菇等多种幻药。一些动物也会上瘾，牛、马、羊吃疯草会中毒上瘾，大概可以证明猿在进化成人类之前已经服用瘾品。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只能消费他们的地方特产。在原产地，人们服用这些瘾品的历史都很悠久。
瘾：一种习惯
有一些食物或饮品能够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使人上瘾。所谓“瘾”，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也就是失去部分乃至全部自我控制能力。瘾的大小和危害有区别。茶和咖啡的成瘾性较小，对人体的危害也不明显。毒品则不同。毒瘾发作，只有毒品才可以解救。有些瘾是自己身体内部产生的，如性瘾；有些则是外部的政治结构造成的，如官瘾。官瘾需要不断进步或提拔才可以满足，正如使用毒品成瘾之后需要不断加大剂量方可维持。
外部力量产生的瘾有害也有利，在合法的前提下，使用者可以选择。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土风气初开，文士喜用音译，把西文单词变为由汉字组成的新词，而所用汉字不单表音，还表意，例如“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这个东西似乎是“烟士”的“披里纯”，只是不知“披里纯”是用来抽的，还是抽出来的氤氲之烟，总之应该很纯吧。彼时流行之“烟”，大烟甚于香烟。大烟是鸦片的俗称，纯度越高，价格越贵。梁启超说：“‘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烟士披里纯》，年）好像又是受刺激产生的某种东西。梁启超继续说：“盖必有所谓‘烟士披里纯’者，其接于人也，如电气之触物，如磁石之引铁，有欲离而不能离者焉。”这确乎有点像是抽大烟上瘾了，而且这烟土还很纯。
其实，“烟士披里纯”是inspiration的音译，即今天所说的“灵感”。这是一个久已存在的汉语词，本来指神灵感应、通灵感应，转为今天的含义可算是恰到好处：灵感来自“灵”，不来自“烟”。不过，烟虽然不是灵感的源头，却能够刺激灵感的产生，至少可以减少疲劳，为灵感的出现创造条件。这是香烟有利的一面。但综合而言，抽烟是得不偿失的。没有香烟，也有办法获得放松和灵感，只是没有香烟这么便捷而已。
考特莱特引用年代的一项研究成果说：“多数人吸烟是习惯动作，在某些情况下会不经思索而点起烟来。香烟可算是一个万用道具，人们借着它可以暂缓言行，整理思绪，放下工作小歇一会儿。”这“不经思索”的动作是习惯的作用。这些研究人员还指出：“唯有具备能起作用的药性成分的植物才会被大量人长期习惯地使用。”他们指出习惯的养成是因为有药性，勾引人们上瘾。这些植物包括咖啡、茶、槟榔、大麻、卡特、鸦片，它们具有与烟草相同的效果。在这些植物中，卡特较少为人所知。卡特原产埃塞俄比亚，树叶富含类麻黄碱，携带和使用卡特在绝大多数国家为非法行为。这项研究是提供给烟草公司的，目的是改进香烟的配方，促进消费者更多更快地上瘾。
二战之后，日本对世界经济有大贡献，也由此产生声名狼藉的过劳死（karoshi）。过劳死大致有两种原因。一种由于自发的工作狂。在英语中，“工作狂”（workaholic）与“酒鬼”（alcoholic）有相同的词根。工作狂其实是工作中毒，能够致死。另一种原因是外部压力之下，不得不表现出的工作狂状态。公司老板迫使员工过劳，其行为相当于下毒，而且对于公司并无益处，因为强制的过劳不仅降低工作效率，还更难作出创新。
瘾品和毒品的区别主要在成瘾性以及危害的大小。毒瘾已经不是习惯，它剥夺了上瘾者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进而危害社会。毒品使用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考特莱特说：“只有已经在西方社会广泛被使用的瘾品，才会变成全球性的商品。”在一些人看来，这个说法有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的嫌疑，却是事实。西方社会引领瘾品时尚，咖啡和茶都是经过西方才成为全球饮品的。在一些瘾品被认定为毒品之后，西方仍然能够保持先发优势——美国的毒品使用长期走在各国前列。这首先是美国的社会文化问题，然后才是毒品的生产问题。美国过去禁酒是失败的，禁毒也没有获胜的迹象。
烟酒之研究
烟草原产美洲，普遍种植得益于全球化，机器卷烟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吸烟史已有大约年，先后经历烟袋、鼻烟、水烟和卷烟为主的时期，基本上是世界潮流的追随者。
烟草在绘画史上也留下一笔，但不是因为刺激了画家的灵感。考特莱特说了一件往事：“年，西班牙医生萨尔瓦多·鲁伊斯·布拉斯科接生了一个死婴。他吸了口雪茄，朝婴儿脸上一喷。本来静止的婴儿竟开始抽动，接着脸部一扭，哭出声来。这个婴儿就是巴勃罗·毕加索。”这位医生很有创意——产科医生一般是拍打婴儿的屁股。婴儿毕加索居然挺过了雪茄的浓烟，真是一个奇迹。他成年后画出那些变形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一口雪茄的后遗症吧。
烟草又苦又臭，对于不吸烟的人还很呛。考特莱特不否认烟草的益处，但引用的多是三、四百年前医生的观点。他说：“甚至到了现在，香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致癌凶手，尼古丁仍有一些重要的治疗功能。”比如使精神分裂症患者平静下来。这只是“观察”的结果。此外，他还列举了尼古丁化合物可能产生的疗效的研究，并无结果。他又说：“其中不乏烟草公司赞助的研究计划。”这一事实使这些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年代，模特儿使用毒品、咖啡和香烟维持苗条的身材。这样的苗条显然是由于香烟对身体的伤害而产生的。
烟、酒对大脑的作用相反：前者有助清醒，后者迟钝思维。从害处来说，烟、酒大概不分伯仲。一些伊斯兰国家禁酒，但对非穆斯林网开一面。美、苏也曾禁酒。美国在年至年禁酒；苏联在成立初期禁酒，在年至年再次禁酒，在这两国都导致私酿和走私泛滥。北方邻国以能饮著称，勃列日涅夫、叶利钦都经常醉醺醺，在他们治下不可能禁酒。美国没有赢得对酒类的战争，也不可能赢得对毒品的战争。
食物发酵即可成酒，原料广泛。酒有很多种类。在中国的传统中，有白酒和黄酒两大类。在白酒和黄酒内部，又各有多种类型。品牌也是一种分类。此外，米酒也在品牌化，早年自酿和挑担出售的米酒摆在超市的货架上。地方上的酒类也不少，著名的有马奶酒、青稞酒等等。外来的酒类同样受欢迎。葡萄酒可能在西汉时已经从西域传入。唐人王翰的《凉州词》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句。不过，葡萄酒是在清末国门被打开之后才在中国逐渐流行开的。啤酒迟至20世纪初才为国人所知，如今已成为大众饮品，在夏季尤其是受欢迎的清凉饮料。近年来，日本清酒也赢得不少爱好者。总之，中国人在“进口”之物方面是非常开放的。
咖啡与茶：一种文化的表达
烟、酒、茶具有一个共同功效：提神，或曰精神刺激——刺激多了也会醉烟、醉酒、醉茶。考特莱特说：“酒、烟草、咖啡因是精神刺激革命的三大主要产品。三者的产量、销售、消费的规模都太大，又完全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比较不易遭到勒禁。”咖啡因当然不是咖啡才有的。被饮者亲切地称为“肥宅快乐水”的可口可乐也含有咖啡因，可乐果是其来源。即使本土生产的茶叶也不免与非洲大陆的一些植物一样含有咖啡因。咖啡树、可乐树与茶树之间的关系比不同人种的关系疏远得多，仍能产生同样的生物碱，并且对各人种都有兴奋作用，无论他们的文化。南美的古柯树含可卡因。可口可乐曾含有古柯，不仅止渴还能止咳。可卡因后来被列为毒品，因此可口可乐早已不用古柯为原料了。
在全球化初期，产自远方的咖啡、茶是昂贵商品，如香料一样可以用来表明消费者的身份。考特莱特说：“咖啡、茶、巧克力在欧洲起初都是上流社会的流行饮品，后来才推广到一般民众。”这很正常，时尚一般都是上流社会带动的。考特莱特说：“但是，家家户户老百姓都开始喝茶以后，贵族士绅们并没有把他们的银壶银杯束之高阁，原因何在？答案之一是：这些饮品（以及加在饮品里的糖）具有提振精神与使人上瘾的特性，上一季流行的服饰却没有。英国贵族尽管用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凸显他们不平凡的地位，却不会放弃平民百姓也在喝的茶。”他们上瘾了。
茶树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和东南，分布在云南至印度阿萨姆邦一带。中国的饮茶习俗是从西南传播出来的。英国殖民者到次大陆之后，在印度东北部尝试种植咖啡，并不很成功，后来发现那里是茶树种植的好地方。这使得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大为减少，价格也日趋平民化。英国人的茶瘾不分阶级，无可救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甚至在坦克上装备了煮茶的设备，让士兵们在枪林弹雨中也能够喝到下午茶。
在21世纪，咖啡和茶早已是提神解渴的日常饮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咖啡和茶也突破了饮品的范围，被中产阶级当作身份和优雅生活的标志之一，相当于英国贵族“镶金边的杯子和高雅的礼仪”。当然，更高层则享用昂贵的葡萄酒，以及不为穷人所知的其他东西。在穷人的想象中只能是“我富了”之后的两个馒头——吃一个，扔一个。有趣的是，咖啡和茶的新象征产生了两种“文化”，彼此似乎不完全兼容。究其根源，在中国，咖啡是外来的，茶叶是本土的，导致现代饮用仪式仍然带有历史的遗迹。
每个人的爱好的养成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当一个群体养成同样的习惯或“瘾”，则一定有一个群体心理。
咖啡起源于埃塞俄比亚，19世纪末才由法国传教士把种子带到云南。考特莱特说：“二十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只要花半分钟劳力，即可赚到一杯现煮咖啡。”在中国，咖啡要贵得多，且历史较短，消费还曾经中断。于是，在提神解渴之外，城市里的一些新兴中产又赋予咖啡以象征意义。对于他们，只有在某家连锁店喝咖啡才是值得向别人展示的，拍照时咖啡杯边上须放着电脑和（或）书。不过，这一时尚似乎正在消退。曾经被当作时尚消费场所的快餐店也经历过这样的形象衰退。
茶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喝茶。至于有多古，没有定论。当前，喝茶似乎只有在某种场景中才是“文化”，比如仿古家具和大红灯笼。喝茶之前还有人比划一些规定动作，曰“茶艺”——现代国人模仿日本人喝茶动作的自主创新。这种喝茶动作不是自古以来的，并不比喝咖啡的当代意义更久远。但“茶艺”终于和女德、弟子规一起成为当下“国学”的流行要素，有时还须添加一点《论语》的高汤。这些操作很少有传统，却被当作传统走进当代社会，构成新的国粹。
于是，咖啡和茶分别成为现代与传统的两个标志物。其实，意义都是被赋予的，如烟、酒一样，有好之者的发扬，也有商业运作的成效。营销的易感人群把商家的暗示化为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一种添加剂。不陶醉在如此感受之中，这些消费者便喝得不够香美。这种依赖不是咖啡或茶本身制造的瘾，但也是“瘾”。与毒品相比，咖啡、茶的两种瘾可以被轻松戒断，虽然并没有必要。时尚只体现在瘾品的使用方式，不在瘾品本身。没有添加意义的饮品，可以牛饮，可以慢啜，同样自得其乐。考特莱特说：“瘾品本身一旦被普遍接受，都会持续很多世代，瘾品是耐得住时间考验的。”
茶叶产于南方，长江以北已经不多产，基本不过淮河。喝茶的习惯不分南北，但喝茶的方式却有南北之别，与传说中的南北性格大体一致：南方偏精致，北方显粗旷。北京的大碗茶曾经名噪一时，这种贫困时期的便宜饮料早已从街头消失。西北人的盖碗茶加多种干果和冰糖；巴蜀等地保留了长嘴铜壶冲茶技术。广东有功夫茶，不过早茶大概不能算是一种喝茶方式。广东人喝早茶大约相当于过去北方人泡澡堂子，既享受闲暇，也是社交。其实，在澡堂里坦荡相见不限于北方，喝早茶也不限于广东。广东早茶出名，在于有品种丰富的美味小吃。在茶馆里听戏，打麻将也南北广泛流行。习惯可成瘾。人至中老年，多少都会养成一点难以改变也不愿改变的习惯，长久了就成为传统，比浮于形式的茶艺更有生命力。
当然，以上有关中国的内容不在《上瘾五百年》之中，只是本文作者借题发挥。
鸦片、毒品与政治
《上瘾五百年》的汉译者把鸦片放在书的副标题中。这是一种能够引起国人注意的古老毒品。为了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大英帝国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被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这场战争在当时并无明显影响。一个事件，如果强大的官府希望它不曾发生，它就能够消失，这正是鸦片战争在清政府那里受到的待遇。因此，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什么，很难成为历史转折的标志。中国近代史是缓慢展开的，并且有过大倒退，很难为它找到一个确切的起点。历史分期是为了历史学家叙述的方便，大多数时候与历史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如何分期不应该成为一个执念。
在鸦片之外，《上瘾五百年》还说到很多种毒品，一般读者没有必要了解，只须记住毒品有巨大危害就够了。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药与毒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一些药物能使人产生依赖，因过量使用而变成毒品。随着化学和药学的日益发展，新药被源源不断地发明出来。考特莱特说：“从未有一种刺激物，是一出现就在欧洲或北美成为大众消费品的。它们起初都是外地来的稀罕药品，医生们会针对起利弊热烈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只有在这些药品超出医学的范围之后，才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引发新一轮的禁毒。这时已经晚了。
鸦片可以是良药，可以毒品。芬太尼是化学合成的阿片（鸦片）类的镇痛药，也是被滥用的毒品。年，美国有两万多人死于过量使用芬太尼。中国从年5月1日起把芬太尼列入管制药物品种。毒品的使用受文化的影响，在严厉打击下，一些文化更容易产生对某种毒品上瘾者。考特莱特说：“爱找刺激的反社会人格者，试用而上瘾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他又说：“中国文化把幻觉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毒品使用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涉及人的精神。如果仅限于警方的行动，禁毒没有取胜的可能。权力也是瘾品。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瘾和国内的权力瘾都能带来巨大伤害。
中国人熟知“鸦片战争”之名，虽然一些人可能不太了解细节。英国不再注重对华输入鸦片是在20世纪初，“从力主关税保护变成提倡国际管制”。这时，酒类正在取代鸦片成为收入的重要源头，而鸦片种植的推广也使长途贩运的利润大幅度减少。考特莱特说：“（鸦片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衰减——至少在大英帝国范围之内已经不如从前。”这个变化与清朝禁毒无关。有文明进化的因素？有。但国际关系更多是对利益和力量的判断与误判的结果，道德是蒙在其上一块遮羞布，虽然不乏真诚的信仰者。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才是这些国家从贩毒到禁毒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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