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被视作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在茶的起源上，我国流传着多种多样的传说故事，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是“神农说”，即认为茶是由神农首先发现并采食的。这一故事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所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其中的“荼”即“茶”的古字。这个故事说明，神农是在尝百草的过程中发现了茶能够解毒，并在实践中利用了茶的药用价值。可见，最初的茶是作为一种药物为人们所利用，后来才渐渐转化为日常饮用的饮料。
茶风渐浓，茶文化不断发展，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顶峰，茶普及到了社会各阶层，而不仅仅为宫廷、士人阶层所享用。在唐代，诞生了我国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这部著作由陆羽所撰，其中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的人们如何制造、生产茶叶，如何制作、使用茶具，以及烹茶的技艺与要求。还记载了各地所产的茗茶并加以分析比对。直至现代，这部《茶经》都是文人雅士习茶的指导之书。
在中西接触的早期历史中，茶、丝和瓷器等都曾是早期全球化时代最受西方青睐且最具标志意义的中国商品，而茶叶更长期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首位，中国茶文化亦因此而被视作东方精神文化的象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
福建省多地都有种植茶树的传统，茶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类丰富，福鼎白茶、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等享誉全国。厦门在福建省属于闽南地区，在闽南，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用一句“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来揭示。会友待客，茶水和茶食必不可少。闽南人偏爱泉州安溪所产的铁观音，且讲究品饮，注重韵味。
作为中国主要的产茶区之一，福建茶叶和茶文化的历史虽不算最早，但至迟到宋元时期就已成为中国享有盛誉的茶乡。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收入中唐至清末茶书种，其中宋元茶书24种，竟有16种出自福建人之手。仅此一点，即足以佐证彼时福建茶叶和茶文化之盛。到明清时期，福建茶叶产区己几乎遍布全省各地，故有“闽诸郡皆产茶”之说，其中尤以武夷茶最负盛名。早期输入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中国茶中，亦以福建茶为最多。
来厦门的茶商，往往联系着来自各地的茶山茶园，他们将厦门城市与传统的农业文化、家族传统联结起来。除了福建省内的茶叶，来自福鼎的白茶、来自武夷山的武夷岩茶、来自泉州的安溪铁观音等，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江浙一带的绿茶，云南的黑茶……等等。厦门本土几乎没有用于种植茶叶的土地，厦门人消费的茶叶都是来自福建各产茶市乃至全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厦门作为一个对外通商的港口，茶叶是主要的出口商品。根据美国驻厦门领事寄给美国驻华公使的关于厦门、台湾地方事务的报告书，在同治八年前后，“茶和糖可视为厦门的附近地方的主要物产，茶是用外国船运到外国去的唯一重要商品”。
大量茶商聚集于此，建立茶行，进行茶叶的出口贸易。民国时期，铁观音第十代传人王滋培目睹民不聊生的现状，遂立下“产业报国”之志，在厦门率先开办“信记茶行，’，名扬东南亚。来厦门的茶商，许多人都有着悠久的家族种茶、制茶史，茶叶与他们的出生地，与他们的宗族网络紧密相连，茶叶生意也随着一代代的传承而发展壮大。厦门人还将茶行开到台湾，据记载，光绪二年(年)，台北大稻埋的33家茶行中，有8家由厦门人开设。
茶在很早以前就被用于祭祀，关于“用茶祭祀”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梁萧子显的《南齐书》记载，南朝齐世祖武皇帝曾在遗诏中说：“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到唐朝以后，茶在祭祀中变得更为常见，历代朝廷祭祀社程宗庙时，茶叶都是必备用品。茶叶用于祭祀，被赋予了神圣、礼敬的内涵。
在厦门翔安区和美村，不管是佛寺，还是民间信仰的神明的宫庙中，都可以看到，供桌上的供品总有茶叶。供奉玉皇大帝的是三杯茶、三杯酒。茶有时是干茶叶，有时是茶水。给虎郎君的，也要有一杯茶。供奉神鬼，茶是一样不可缺少的供品。郑启五的《来闽南喝功夫茶》一书中，也记载了闽南“以茶敬神”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家家户户在摆放的猪头、鱼头、鸡鸭以及各种水果祭物的前端，置有几个白瓷小杯，内里安放的就是干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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