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服装业品牌持有企业通过自己成立的一个叫做BCI的行业协会，发布了对新疆产棉花的“制裁”决定。关于此事的评论已经不少。近几天，又出现了一些关于“商人秩序”与“主权国家秩序”哪个优先的讨论。
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帝国史研究中，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便已有许多研究进行过深入讨论。仅仅看依附理论学者们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与欧洲现代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附关系。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扩张不但构成了一个商品、人员、资本全球流动的网络，也对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内部政治形成了彻底的改造。经过新兴资产阶级改造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得以通过舆论与大众民主政治的形式，将资产阶级的意志包装为“国家意志”，并借助国家机器的协助，向全球投射其霸权。
波兰尼的“嵌入”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全球网络中资本与霸权国家依附性关系。以笔者相对熟悉的19世纪早期英国“自由商人”为例，他们不但能够在地理空间上，有能力全球流动，而且在纵向的社会空间上，能够在政治、舆论以及商业金融“圈子”中相对自由地活动。
在这个“自由商人”群体诞生之初，金融、工业与跨国贸易资本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联合。当我们仔细考察19世纪英国全球贸易的发展，便能发现，贸易与资本向全球的扩张并不完全取决于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更多时候是随着“自由商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商业需要在不断进行调整。
随着“自由商人”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崛起，他们也积极地塑造英国政治及其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同时推行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货品、不同政府，其政策选择均有差异。这种功利主义态度指导下政府与资本的共谋在巴麦尊勋爵臭名昭著的“炮舰外交”政策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在多重力量博弈过程中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秩序，同时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毗邻欧洲的中西亚与非洲，欧洲霸权对于安全的担忧更多时候超越了他们对于利益的诉求。诸如欧洲国家对非洲的瓜分、英俄在伊朗境内通过金融资本进行的博弈、以及英国在奥斯曼中亚地区的军事扩张等，均是国家主导资本配合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案例。而在距离欧洲更遥远的亚洲，资本逐利的需求则占据了更大的空间，国家更多时候需要配合甚至依赖资本。
新兴工业与金融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的崛起从根本上影响了所谓“第二大英帝国”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理解这群人的活动及其全球性网络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所谓“新帝国主义”的内涵。
帮助我们理解这层关系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年9月30日，四十个来自英格兰曼彻斯特的商人联名向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发了一份请愿书，指责“近来中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指控者们声称，这种侵略行径正在“剥夺”那些“居住在广东的英国臣民们”的“自由”。同时，中国政府的“非法行径”甚至还危害了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这些商人们“督促”英国女王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及时、有力以及果断的行动”。
巴麦尊，图片来源：wiki
英国贸易商人们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中国政府“非法”限制英商们的人身自由、扣留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蒙受的损失必须得到相应的赔偿。其次，商人们要求，“我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自此以后必须建立在一个安全、可靠而且长久的基础之上”。
这项签名活动的带头人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布商约翰·麦克维卡。年颁布的《特许状法案》彻底终结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对远东贸易的垄断权。法案还新设了印度总督。这就使得曾经主导了整个英帝国重商主义时代跨印度洋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一个集贸易、军事、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外交等多项大权于一身的印度实际主宰者，变成了一个辅助性的行政性机构。而类似于麦克维卡的新兴英国商人则是终结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重要推手。也正是这群“自由商人”在-年间的活动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自由商人”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正式开始于年辉格党推动的《改革法令》。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英国新兴城市在下议院中获得了政治代表权，挤走了由旧贵族把持的所谓“腐败选区”席位。
事实上，来自这些城市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从19世纪初，便开始尝试撬动旧商业贵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尝试通过地区议员来对政府施加影响。年，一批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英国工业革命主要城市的“自由商人”们开始不断向下议院陈请，要求终结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垄断权。
在一份伯纳斯特·塔尔顿提交的来自利物浦商人的陈情书中表示，东印度公司对整个印度洋贸易线的控制，不但“限制了（自由商人们的）商业技能，妨碍了他们用他们的资本为己谋利，为国效劳，更损害了他们作为英皇臣民从事自由贸易这一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在这段叙述里，我们几乎能看到麦克维卡年请愿书里的基本逻辑。自由贸易被商人们描述为服务国家的方式，也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
与老一辈反东印度公司的人不同，麦克维卡属于伯克所描述的那种倚靠东印度公司成长起来的那一批肆无忌惮的年轻人。随着年《特许状法案》的颁布，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被彻底剥离。在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港口、仓库及货品被拆分出售。从商船船长到品茶员，乃至货仓劳工等与公司商业活动相关的人也都遭到解雇。一批由前东印度公司职员建立的商行开始入到茶叶贸易中。这批从东印度公司剥离出的优良资产与有经验的从业人员，也成为这些“自由商人”们能够迅速填补东印度公司留下的真空，开展茶叶贸易的重要基础。
《特许状法案》为“自由商人”们带来的另一个利好是对华商务总监职务的设立。
在东印度公司时代，所有对华贸易问题都由东印度公司全权与中国十三行商处理。这也是中国政府较为熟悉也长期认可的对外贸易模式。当时的对华茶叶贸易模式是：东印度公司根据英国及欧洲市场需求变化，在每年年初向中国行商预订当年的采购量。中国行商则根据这一预订额再向中间商购买。同时，行商还向茶叶中间商预付一定数额的茶款，中间商则将这笔款部分支付给茶农，用以支付茶农种植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开销。这笔款项对茶叶生产至关重要。行商用来预支给茶叶中间收购商的款项一般是他们以12%的利率向驻广州的外国代理商借入。
然而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被剥离，“自由商人”大批介入。新来的商人们对原有的这种贸易模式极为不满，并尝试绕开十三行，直接与茶叶中间商进行交易。为了处理这一情况，英国政府设立了这一总监职位，一方面监管在华“自由商人”，更主要的则是承担起领事与外交职能，协助英国在华“自由商人”与中国方面谈判并调停争端。
这一职务从其设置伊始就极大地受制于“自由商人”。第一任商务总监第九代纳皮尔勋爵律劳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自由商人”，尝试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试图绕开十三行商进行茶叶贸易。
同时，相比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在“自由商人”贸易开始之后，政府几乎很难做到对来源繁多的商船进行监管。因此，无论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在英国政府的指示下，商务总监都并未严格执行对在华英国自由商人的监管职能。而更多的是调用政府资源，帮助英商打击海盗、走私、与中国政府谈判。
换句话说，这一“商务总监”的设立无疑能够让“自由商人”们将双边贸易中的风险与维护贸易区域安全的职能全部推给英国政府，而将贸易的巨额利润据为己有。
由东印度公司前职员威廉·渣甸与詹姆士·马地臣年创办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Co.）是年后崛起的“自由商人”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年之后，怡和洋行迅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对英茶叶贸易的龙头。其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在商业方面的成功，也体现在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及在此网络上建立起来的对政治及外交的影响。
律劳卑在广东的活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乃至于听命于怡和洋行的幕后指示。其影响力还通过类似于麦克维卡这类新兴代理商延伸到英国议会。
与东印度公司一样，怡和洋行这类“自由商人”设立的贸易公司也需通过在英国的代理商销售其货品。麦克维卡最初从事的便是这类代理商生意。
在19世纪的洲际贸易活动中，供货商、贸易商以及分销商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微妙的关系网络。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货品价格、销售网络、以及货品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三者中间，诸如怡和洋行这类在东亚、南亚、北非、北美、南美等地活动的贸易商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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