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饮茶的技艺上，宋朝摒弃唐朝流行的煮茶法，而改用点茶的方法。点茶法与煮茶法最大的不同便是不再将茶放入锅中去煮，也不用添加食盐以保持茶的味道，而是将沸水冲入极细的茶末后，立即拿茶笼用力搅拌，使水与茶融为一体，然后乘热喝下的饮茶方法。点茶法自宋朝传入日本后，深受欢迎，一直沿用至今。现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道仍是采用点茶法的技巧。
元代，来自广大漠的蒙古人称霸中原，由于豪放粗狂的马背民族秉性淳朴、不好繁文缉节，因而很难接受宋人精细的饮茶习惯。虽说当时仍保留了团茶进贡的传统，但大多数蒙古人还是更喜欢直接和茶叶，于是散茶较之团茶更是大为流行。随着散茶的兴盛，以前的饮茶方法已不适合散茶，于是便转变成了更适合散茶的“泡饮法”。另一方面，蒙古人原是游牧民族，饮食以肉类为主，蔬菜较少，对于他们而言，茶除了有解渴之用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增加维生素和帮助身体食物的消化。所以，当时蒙古人喜欢喝茶更多的是考虑生理、生活的需要，而茶的文化因素则被忽视了。随之，元代茶文化便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俗饮”的增加，使饮茶可以更广泛地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家礼相结合；另一个特点是茶文化重返大自然，茶人们走入大自然，并将自己融入其中，从而继续发掘了道教冥和万物的思想。
明朝初期，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体恤茶农的疾苦，认为贡茶的制造方法太过伤民，便下旨停止使用龙风团茶，从此团茶的生产便开始衰落，散茶的生产被不断推广。在此基础上，茶艺中“泡茶法”在明清两代中处于主导地位。到了明中期以后，在清雅文士的带领下，精细的茶风再次出现。其中，“功夫茶”的形成和完善是明朝时期茶文化的最大成就。
日本自公元年，孝德天皇即位开始便从政治、经济、土地、宗教、科学、文教等各个领域全面吸收唐朝文化。从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9世纪末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当时的遣唐使、留学僧在接受和学习唐朝的各种先进文化和技术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唐人的饮茶风尚和饮茶文化，并将其与茶饼、茶籽以及制茶方法一同带回了日本。初传入日本的茶叶数量有限、极为珍贵，因此茶文化只是在日本的宫廷贵族等极其有限的范围进行传播。虽然如此，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留学僧以及嗟峨天皇已经将茶文化的种子悄然地埋藏在岛国的土地上。
公元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最澄和弟子义真等人，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从难波(现在大阪附近)乘船出海，途中遭遇狂风巨浪只得被迫折合。次年，最澄又从松浦（现在佐贺附近）出海，一路艰险经历了五十多天的海上漂泊之后，终于平安到达中国。最澄在中国一边拜师于天台宗第十祖道邃处潜心学习天台宗的佛法教义，一边跟随行满学习各项献茶、敬茶、供茶的礼仪。年初，最澄随遣唐使的船队回到日本，带回《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等各类经书共卷，同时还将历经千辛万苦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在京都比睿山的山脚下，从此便开启了岛国茶树种植的历史。直到今天，在比睿山脚下的日吉神社茶园里，刻有“日本最早茶园”的日吉茶园之碑仍清晰可见。然而，最澄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最澄在比睿山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并以此为媒介将饮茶之风吹到日本的佛教寺庙以及宫廷贵族等上流知识层面。
空海（即弘法大师）与最澄一同随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在长安青龙寺跟随密宗高僧慧果学习各种密教典籍和礼仪，于公元年归国之时不但将大量茶饼、茶籽带回日本，还将石碾、石白等制茶工具和制茶方法也一并带回日本。空海一生以茶为伴，时常与峰峨天皇吟诗品茶、谈经论道。从嗟峨天皇的一首题为《与海公”饮茶送归山》诗文便可略见一斑。
与最澄、空海相比，在中国学习、生活30余年的永忠大师更是在茶文化的导入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据《日本书记》记载：弘仁6年，嗟峨天皇与群臣前往江国游玩，途中经过永忠所掌管的崇福寺，永忠亲自煎茶献与天皇，以表示对天皇最盛情的款待。此次品茶给嗟峨天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嫌峨天皇便下令在近能地区种茶。无疑这将为“弘仁茶风”中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