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铁观音的创制，及衍生的功夫茶流行，使斗茶不断走向更高层次
茶王赛是安溪茶农的一种茶叶质量的评比活动。茶王赛古称“斗茶”、“茗战”，安溪民间很早就有“斗茶”的习俗，并长期沿袭下来。特别是清初铁观音的创制，并由此衍生的“功夫茶”的流行，使“斗茶”不断走向更高层次。
“斗试”、“点茶”、“点试”等是评比茶叶质量好坏的一种既文雅又刺激的活动。资料表明，斗茶最早起源于唐代，并流传于福建民间。到了宋代，斗茶更盛。当时参加斗茶者要自带精美的茶叶和泉水，煮水、生火、冲泡，轮流鉴赏，一决胜负。范仲淹在他的《和章崛从事斗茶歌》咏道：“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因此，以前为了争名次，往往产生激烈的明争暗斗。苏东坡在他的诗里也提到；“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说的就是福建的斗茶，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都以此为赏心乐事，斗茶为我国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形势。有很强的技巧性又有极浓的趣味性，尤得文人雅士的喜爱，那“斗赢一水，功敌千钟”的爽快、舒畅、惬意至今仍感染现代人。
古代斗茶与贡茶有关，当时一些权贵为博得封建帝王的欢心，每逢新茶登场，不惜重金收买各种名优特茶进贡，致使斗茶成风。范仲淹在他的《和章屺从事斗茶歌》曾咏道：“北苑将朝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苏东坡描写得更细致，他曾咏道：“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相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到了元、明、清时，斗茶已演变成为民间习俗了。元·赵孟顺的名画《斗茶图》，其画面有袒胸露背者和足穿草鞋、身背雨伞的人也参与了，足见当时的斗茶己相当普及，连平民百姓也参加了。到了清末民初，斗茶活动又演变为茶王赛。产区和销区都经常举行茶王赛，安溪是茶的产区，开始经常举行茶王赛。
茶王赛形式多样，规模不一，有村落赛，也有区域赛，还有全县、全国赛，甚至国际赛。与斗茶不同的是，茶王赛要有评委会的组织，聘请国内知名的茶叶专家担任评委，由评委评定决定出优劣。
古代斗茶决定胜负是有标准的。《水仙杂志》载：“交战时，以三事互争胜：一为茶，一为水，一为茶器。互炫其优，优则称胜。”茶质优异是斗茶胜负的先决条件。其次是水质，水质会直接影响茶汤的味道。宋·王安石有“水甘茶串香”的诗句。宋徽宗赵估是位嗜斗茶的国君，有一次就是因为水质差而输了。江休复的《江邻几杂志》载有苏轼斗茶轶事的一段话：“苏才翁与蔡君漠斗茶，蔡水用惠山泉，苏茶小劣，改用竹沥水并，遂能取胜。”可见水在斗茶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是讲究茶具的精雅、大小、烧水用的火候以及用火的种类等等，并且能匹配得恰到好处，能起到绿叶衬红花的作用。“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匝中翠涛起”(范仲淹语)、“小石冷泉留翠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梅尧臣语)，他们都道出了茶与茶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关系。
斗茶活动发展为茶王赛后，决定胜负也有标准，基本上还是“以三事互争胜：一为茶，一为水，一为茶器。互炫其优，优则称胜。”的原则，更加复杂与科学。现代茶王赛按色、香、味、形等几个因素进行评分，优胜劣汰，最高分为茶王。茶王赛比斗茶严密的是，并不是谁说了算，茶王赛要聘请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由评委评分，后统一计分评定优劣。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安溪的铁观音茶王赛，效果甚微，无法有效支撑品牌塑造，原因有下：
1、范围局限
以往的铁观音茶王赛，比赛地点往往局限于安溪，茶农也大多来自安溪，评委也来自安溪，茶王赛只是限于安溪的比赛，参与地区范围不大，制约了安溪铁观音茶王赛的品牌影响力。
2、可信度不高
以往评审人员均来自安溪县内的茶师，这样参赛者对评委会的技术性、权威性、公证性有所怀疑。对铁观音品质的评审也只是比较笼统地评出某号茶的好坏，缺乏评审的感官指标，所以不够科学。
3、激励作用不大
以往铁观音茶王赛获奖者中评选出茶王、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奖项，奖金也只有几百元至几千元，激励作用不大。获得金奖的茶王，领了奖状和奖金后，就默默回家了。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媒体的镁光灯和报道，对茶农的激励作用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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