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萃：
存之于天地，萃自于人世，谓之存萃。
荼蘼正当时，见万千姿态，谓之荼见。
九曲处通幽，夷山内采撷，谓之曲水夷山。
日出日暮，一杯香茗。润心肝脾胃，慰浮躁灵魂。一抹回甘，倍感妥帖。此程独行人间一场，然茶味伴时光片刻，愿岁月悠长安宁。
古代浓茶或称酽茶，酽与岩异字同音，可能岩茶含有浓茶之意。武夷岩茶之茶汤在诸茶类中可称是最浓郁之一种。袁枚在《随园食单》写道：“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jù）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而可以瀹（yuè）三次而其味犹未尽。”据此若“酽”指其品质特点而言，则恰到好处，是否为目前岩茶之前称，值得研究。
阮文锡（法名释超全），明末清初人，在《武夷茶歌》中说：“景泰年间（～）茶久荒……嗣后岩茶亦渐生，山中藉此稍为利。……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揉摘与烘焙，谷雨届期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餐废。……凡茶之产唯地利，溪北地厚南次，平洲浅诸土膏轻，幽谷高崖烟雨腻。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秀顿减淡无味。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上温，心闻手敏工夫细。岩阿宋树无多丛，雀舌吐红霜叶醉。终朝采采不盈掬，漳人好事自珍秘。”他既直接提出了“岩茶”名称，亦说明了复兴过程、采制时间、加工方法及获得优良品质的关键。
自唐以来，武夷是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集合之地，寺庙、道观、书院遍及全山，本世纪五十年代尚余一百余处，僧道众多，而茶园有很大一部分都系庙产，僧道亦更有时间去研制高品质的新茶种，更有请黄山僧来武夷制松萝茶等记载，故武夷茶的变迁与僧道是分不开的。
清康熙四十五年（）崇安县令王梓在《茶说》中记：“武夷山周围百二十里，皆可种茶。其品有二：在山者为岩茶，上品；在地者为洲茶，次之。邻邑近多栽植，远至星村墟市售卖，皆冒充武夷（茶），更有安溪所在，尤为不堪……。”
公元年县令陆廷灿在《续茶经》中提到“武夷茶在山上者为酽茶，水边者为洲茶，酽茶为上，洲茶次之；酽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又说：“凡茶见日则味夺（指传统绿茶），惟武夷茶喜日晒（指萎凋），武夷造茶，其“酽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
特别是他引王草堂《茶说》：“武夷茶自谷雨采至立夏，谓之头春。约隔二旬复采，谓之二春。又隔又采谓之三春。头春叶粗味浓，二春三春叶渐细，味渐薄，且带苦矣。夏末秋初，又采一次为秋露，香更浓，味亦佳。来年计，惜之，不能多采耳。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日光萎凋俗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茶）炒焙兼施，烹出之时，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指晒青和凉青的萎凋），摊而辘（辘系指平面旋转动作，亦兼有上下回圈动作之意，即武夷岩茶特殊的传统摇青手法，为其他茶类说无），香气发即炒（指岩茶在做青工艺中形成菊花香后），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
这完全是武夷茶延伸到现在始终未变的传统工艺，由此证明“武夷茶”的乌龙茶（青茶）制造方法，在王草堂《茶说》之前已广泛在生产上应用，而有一定的流传时间。《茶说》才可能有很全面系统而又抓住重点的总结。
因此可以认定，陆廷灿《续茶经》在公元年，其引用王草堂《茶说》为更早，《茶说》之总结性对武夷岩茶初制工艺的形成，最迟在十六世纪末或更早。故乌龙茶之改制应始于明末，胜于清。从现有史料，应以武夷岩茶为乌龙茶的始祖，发源地应在武夷。从初制工艺（发酵程度）而论，越向南则发酵程度越轻，从武夷向建阳、建瓯、沙县、闽南、广东、台湾推移。
《武夷山志》记载：“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他产性寒，此独性温。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又说：“头春味浓厚，二春无香味薄，三春颇香而味薄。采摘宜晴不宜雨，雨则香味减。采摘、烘焙，须得其宜，然后香味两绝。岩茶反不甚细，烹之有天然真味，其色不红。
清崇安县令刘靖在《片刻余闲集》中对名称洞宾茶的描述“茶香而冽，粗叶盘屈如干蚕状，色翠似松萝，新者可闻其清芳，稍为咀味，多则不宜。过一年后，于醉饱中烹尝之，则清凉剂也。”又说：“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买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觅购，市中无售。洲茶皆民间挑卖，行铺收购。”这些史料记述了对武夷岩茶进一步的分类，即有岩、洲、外山之别；还叙述了武夷岩茶产地之转移。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特别对武夷岩茶的采摘、品质特征、新陈茶变化，以及某些药理作用，都加以细致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武夷茶改制乌龙茶，首先寺庙僧道开始并非来自民间。
据《崇安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公元～）武夷岩茶年产量四十万斤，至年达四十五万斤。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外销滞阻，产量锐减，到年尚有廿万斤。接着以北伐战争影响和抗日战争影响，使武夷岩茶产量一落再落，至年，全山产量的确切数仅为斤；年更下降到斤，不到全盛期的四分之一。解放前夕武夷岩茶已一落千丈，茶园绝大部分荒芜，全盛期万亩以上的茶园仅留下一千亩的衰老茶园。茶厂倒闭，由原一百余家降到廿余家，真是一片凄凉。
武夷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武夷山上九条龙，十个茶农九个穷。年轻穷了靠双手，年老穷了背竹筒（指讨饭）。”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扶持下，现不但恢复而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高产量。在清朝鼎盛期，武夷岩茶商品化已非常突出，武夷名枞亦相继涌现。特别是漳、泉茶商云集，以购得“功夫茶”（武夷奇种别称之一）为荣。各购山头，自为岩主，另请包头管理，每年竞相斗茶，评比岩茶优劣。因此除前述的“铁罗汉”、“坠柳条”、“白鸡冠”外，不知春、肉桂、木瓜、雪梅、老君眉、素心兰、金锁匙、洞宾茶、大红袍、水金龟、半天腰、吊金钟等千余种花名、名枞相继出现，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形成武夷四大名枞（铁罗汉、白鸡冠、大红袍、水金龟）。近年武夷水仙、肉桂又脱颖而出，以其浓郁、高锐的香菰味所形成的特异品质驰名中外，使茶客均欲一试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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